威尔逊的第一个模型发表于1981年，它概述了导致信息寻求的因素和阻碍行动的障碍。[2]它指出，信息寻求是由个人的生理需求、认知需求或情感需求推动的，这些需求源于个人因素、角色需求或环境背景。[1]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个人通过充当中介或使用技术对系统提出要求。[3]然后对系统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以确定其是否满足个人需求。[3]第一个模型基于对人类信息寻求行为的理解，这些行为被完美的诠释为为三个相互交织的框架:用户、信息系统和信息资源。[3]
威尔逊后来将他的初始模型加以改进，以便理解创造信息需求所需的个人情况、社会角色以及环境背景。[2]这个于1994年改进的新模型结合了埃利斯（Ellis）的信息搜寻阶段:开始、浏览、区分、监控、提取、验证和结束。[4]它还显示了导致信息寻求行为的生理需求、情感需求和认知需求。该模型认识到，信息需求本身并不是一种需求，而是源于先前的心理需求。[2]这些需求是由个人习惯与个人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5]推动需求的因素也会阻碍个人对信息的搜索。
1996年，威尔逊提出了建立在前两个模型基础上的第三个通用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几个新的元素，这有助于展示“环境中的人”或搜索者在寻找信息时所经历的阶段。其中包括确认需求和采取行动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6]重新定义了他在的第二个模型中提出的作为“干预变量”的障碍，[7]以表明因素可以是支持性的还是预防性的反馈回路，以及“激活机制”阶段。[6]“激活机制”确定了促使人们寻求信息的相关动力，并整合了诸如“压力、应对理论”、“风险、回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行为理论。
1999年，威尔逊开发了一个嵌套模型，将信息行为研究的不同研究领域聚集在一起。该模型将研究主题表示为一系列嵌套领域，信息行为作为研究的一般领域，信息寻求行为作为其子集，信息搜索行为作为其进一步的子集。[7]
威尔逊的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改变，并将随着技术和信息性质的变化而继续发展。[8]该模型已被信息科学领域的领导者引用和讨论，并可与其他重要的信息行为理论相结合。[2]威尔逊将模型图描述为相互能够详细阐释的，他说“没有一个模型是独立的，在使用模型来指导研究思想的发展时，有必要检查和思考所有的模型图”。[2]
最近，已经从对信息行为进行的理论研究转向“在特定理论背景下的研究”。[8]威尔逊的模型“旨在将理论与行动联系起来”；[2]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从理论到行动的转变是缓慢的。通过大量的定性研究，“我们现在对小样本人群的信息寻求行为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调查”。[8]尽管进行了这些研究，但这项研究与政策或实践的变化之间并没有太多联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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