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捕捞是指以鱼类无法及时补充的速度从水体中清除某种鱼类,导致这些鱼类在特定区域要么枯竭,要么数量非常少。过度捕捞的现象已经遍布全球,并且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1]
过度捕捞可能发生在任何规模的水体中,如池塘、河流、湖泊或海洋,并可能导致资源枯竭、生物增长率降低和生物量水平降低。持续的过度捕捞会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鱼类种群不再能够自我维持。一些形式的过度捕捞,如鲨鱼的过度捕捞,已经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混乱。[2]
渔业从过度捕捞中恢复的能力取决于生态系统的条件是否适合恢复。物种组成的巨大变化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转变,在改变后生态系统中,平衡能量流涉及的物种组成不同于原始的鱼类资源枯竭之前的物种组成。例如,一旦鳟鱼被过度捕捞,鲤鱼可能会取代鳟鱼的地位,使鳟鱼不可能重新建立繁殖种群。
过度捕捞剥夺了世界上许多渔场的鱼类资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33.1%的世界鱼类种群遭受到过度捕捞的影响。[3] 人们在工业化之前的时代就已经观察到严重的过度捕捞。特别是,大西洋西部的过度捕捞情况从欧洲殖民美洲的最初时期就已经进行了详细记录。[4]
处于生物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从1974年的90.0%降至2015年的66.9%。相比之下,以生物不可持续水平捕捞的鱼类比例从1974年的10%上升到2015年的33.1%,增幅最大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
2015年,最大可持续捕捞量(以前称为完全捕捞量)占总评估量的59.9%,未捕捞量占7.0%。[5] 虽然1974年至2015年期间,未捕捞鱼类的比例持续下降,但1974年至1989年期间,最大可持续捕捞鱼类的比例下降,然后在2015年上升至59.9%。[5]
2015年,在16个主要统计区域中,地中海和黑海的不可持续库存百分比最高(62.2%),紧随其后的是东南太平洋61.5%和西南大西洋58.8%。相比之下,中太平洋东部、东北太平洋(67区)、西北太平洋(61区)、中西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处于生物不可持续水平的鱼类种群比例最低(13%至17%)。[5]
丹尼尔·宝利,一位以研究人类对全球渔业影响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的渔业科学家,评论道:[6]
It is almost as though we use our military to fight the animals in the ocean. We are gradually winning this war to exterminate them. And to see this destruction happen, for nothing really – for no reason – that is a bit frustrating. Strangely enough, these effects are all reversible, all the animals that have disappeared would reappear, all the animals that were small would grow, all the relationships that you can't see any more would re-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the system would re-emerge.
北海、纽芬兰大浅滩和东海等地区存在过度捕捞的例子。[7] 在这些地方,过度捕捞不仅对鱼类种群是灾难性的,对依赖捕捞的渔业社区也是灾难性的。与林业和狩猎等其他采掘业一样,渔业容易受到所有权或管理权与可持续性之间经济互动的影响,也就是所谓的公共悲剧。
根据2008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由于鱼类资源枯竭和渔业管理不善,全世界的捕鱼船队每年损失500亿美元。这份由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编写的报告声称,世界上一半的捕鱼船队可以在捕鱼量不变的情况下被废弃。此外,全球鱼类资源的生物量已减少到不再可能捕获的数量。[18] 非洲血吸虫病发病率的上升与食用携带致病寄生虫的蜗牛的鱼类种类的减少有关。[19] 水母数量的大规模增长威胁着鱼类资源,因为它们与鱼类争夺食物、吃鱼卵、下毒或涌入鱼群,并且水母能够在缺氧环境中生存,而鱼类则无法生存;水母对商业渔业造成巨大破坏。 过度捕捞消除了主要的水母竞争对手和捕食者,加剧了水母数量的暴增。[20] 20世纪90年代,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重组被认为是爱尔兰海水母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21]
生物过度捕捞有三种公认的类型:生长型过度捕捞、补充量型过度捕捞和生态系统型过度捕捞。
生长型过度捕捞发生在鱼的平均捕捞量小于每单位补充量可以产生最大产量的量时。补充量是指达到成熟的个人,或者达到渔业规定的范围,通常是体型或年龄到达标准。[22] 生长型过度捕捞使得总产量低于当鱼生长到合适的大小时的产量。可以通过降低捕鱼死亡率,并将捕获鱼的平均大小提高到允许每单位补充量获得最大产量的大小来应对这种情况。[23][24]
当成熟的成年种群(产卵种群生物量)被耗尽到不再具有繁殖能力来补充自身时,就会发生过度捕捞—没有足够的成年群体来生育后代。[23] 将产卵种群生物量增加到目标水平是管理者将过度捕捞的种群恢复到可持续水平的方法。这通常是通过对鱼类种群实行暂停捕捞、配额捕捞和最小规模捕捞等限制手段来实现的。
当过度捕捞改变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时,就会发生生态系统型过度捕捞。随着大型捕食性物种 数量的减少,小型饲草物种数量的增加,导致生态系统的平衡转向较小的鱼类物种。
过度捕捞的概念取决于什么是可接受的捕鱼水平。 更精确的生物和生物经济术语定义可接受的水平如下:
收获控制规则(HCR)是2010年提出的预测可接受捕鱼量的模型,[26] 它是一组工具和协议,管理人员可以通过这些工具和协议直接控制收获率和与预测库存状态和长期最大可持续产量相关的策略。恒定渔获量和恒定捕捞死亡率是两种简单的捕捞控制规则。[27]
捕捞能力也可以使用输入或输出方向来定义。
船队中每艘船的技术效率被认为是达到最大渔获量所必需的。容量利用率是通过比较船只或船队的实际输出(输入)和容量输出(输入)水平得出的。[需要解释]
为了解决过度捕捞的问题,世界各地的主要渔场都采用了预防方法和捕捞控制规则(HCR)管理原则。交通灯颜色公约引入了基于预定义临界值的规则集,这些规则集可以随着更多信息被获得而进行调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1、62和65条涉及过度捕捞的各个方面。[30]
一些观察家认为,过度捕捞可以被视为公共悲剧的一个例子;因此,适当的解决办法将通过私有化和养鱼等来促进财产权。丹尼尔·本杰明在《渔业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一书中,引用格拉夫顿、斯奎尔斯和福克斯的研究来支持私有化可以解决过度捕捞问题的观点:[31]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至少在某些地区,是配额制捕捞,所以渔民只能合法捕捞一定数量的鱼。一个更激进的解决办法是宣布某些海域为“禁渔区”,并严格禁止在那里捕鱼,这样该海域的鱼类种群就有时间恢复和繁殖。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一些国家(如孟加拉国和泰国)改善了计划生育服务的可获得性。由此导致的人口减少,环境足迹减少,食物需求减少。[32]
控制消费者行为和需求对缓解过度捕捞活动至关重要。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倡议,向消费者提供关于他们可获得的海鲜的保护状况的信息。《优秀鱼类指南》( Guide to Good Fish Guides )列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许多管制措施可用于控制过度捕捞。这些措施包括设定捕捞配额、设置每人钓限量 、发放捕鱼许可证、设置禁渔期、限制鱼类大小以及建立海洋保护区和其他海洋保护区。
鱼类和渔民之间互动的一个模型显示,当一个区域对渔民关闭,但没有诸如个人可转让配额等渔获量规定时,鱼类捕获量会暂时增加,但总体鱼类生物量会减少,结果与渔业所需的结果相反。[33] 因此,如果采取相同的配额,舰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通常不会有什么影响。因此,临时关闭或建立捕鱼区海洋保护区等管理措施如果不与单独的捕鱼配额相结合,就没有效果。配额的一个固有问题是鱼的数量逐年变化。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更多的营养物质到达表层,因此初级产量增加,鱼的数量在暴风雨后急剧上升。[34] 为了实现可持续捕鱼,每年都需要改变配额,以考虑鱼类数量。
个人可转让配额(ITQs)是《马格努森-斯蒂文斯渔业养护和管理法》规定的渔业合理化工具,是捕捞一定数量鱼类的有限准入许可。渔业科学家决定在某个渔业收获的最佳鱼量(总允许渔获量)。该决定考虑了承载能力、再生率和未来值。根据ITQs,渔业成员有权获得每年可捕总量的一定百分比。 这些配额可以被捕捞、购买、出售或租赁,以便使用成本最低的船只。ITQs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冰岛、加拿大和美国都有使用。
2008年,一项关于使用ITQs的渔业的大规模研究与那些没有提供有力证据的研究相比,证明ITQs有助于防止崩溃和恢复似乎正在衰退的渔业。[35][36][37][38]
中国每年在南海都会设置禁渔期。[39]
几位科学家呼吁停止对深海渔业的补贴。在沿海国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以外的国际水域,许多渔业不受管制,捕鱼船队用最先进的技术掠夺深海资源。在几个小时内,重达15吨的巨大渔网, 被深海拖网渔船拖到海底,可能会破坏经过几个世纪或几千年生长的深海珊瑚和海绵床。拖网渔船将橙连鳍鲑、鳕鱼或鲨鱼作为目标鱼类。这些鱼通常寿命长,成熟晚,它们的数量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才能恢复。[40]
渔业科学家丹尼尔·宝利和经济学家乌西夫·拉希德·苏米拉研究了支付给世界各地底拖网船队的补贴。他们发现每年各国向深海渔业支付1.52亿美元。没有这些补贴,全球深海渔业每年将亏损5000万美元。支付给深海拖网渔船的大量补贴是为了补贴超过200英里限制和拖曳配重网所需的大量燃料。[40]
"There is surely a better way for governments to spend money than by paying subsidies to a fleet that burns 1.1 billion litres of fuel annually to maintain paltry catches of old growth fish from highly vulnerable stocks, while destroying their habitat in the process" – Pauly.[40]
"Eliminating global subsidies would render these fleets economically unviable and would relieve tremendous pressure on over-fishing and vulnerable deep-sea ecosystems" – Sumaila.[40]
可以改变捕鱼技术,以减少渔获副产品和减少对海洋生境的影响。这些技术包括根据目标物种和栖息地类型使用不同的齿轮类型。例如,有较大孔的网可以让体型过小的鱼避免被捕获。海龟排除装置(TED)允许海龟和其他大型动物从拖虾网中逃脱。避免在产卵场捕鱼可能会让成年鱼有机会繁殖,从而让鱼类种群得以重建。
水产养殖包括圈养鱼类的养殖。这种方法有效地将鱼类资源私有化,并激励农民保护其鱼类资源。它还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然而,养殖食肉鱼,如鲑鱼,并不总是能减轻野生渔业的压力,因为食肉养殖鱼通常食用鱼粉和从野生饲料鱼中提取的鱼油。
直到20世纪70年代,水产养殖在海洋生物的收获中发挥的都是次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当野生捕获率稳定下来时,水产养殖的增长迅速。目前水产养殖提供了大约一半的收获水生生物量。水产养殖生产率继续增长,而野生捕捞量保持稳定。
养鱼可以囊括鱼类的整个繁殖周期,并将鱼类在圈养条件下繁殖。有些鱼在圈养条件下很难繁殖,可以在幼年时在野外捕获,然后进行圈养以增加体重。随着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物种被圈养繁殖。 南方蓝鳍金枪鱼就是这种情况,它们于2009年首次圈养繁殖。[4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度捕捞和破坏环境的捕鱼方法,可持续水产品运动势头得到增强。可持续海产品是来自捕捞或养殖海鲜,可以在不损害它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情况下维持或增加未来的产量。总的来说,生长缓慢的鱼在生命后期繁殖,如橙连鳍鲑,很容易被过度捕捞。 生长迅速且繁殖期靠前的海鲜物种,如凤尾鱼和沙丁鱼,更能抵抗过度捕捞。包括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证和海洋之友在内的几个组织认证的海产渔业是可持续的。[来源请求]
MSC为可持续和管理良好的渔业制定了环境标准。对环境负责的渔业管理和实践因使用其蓝色产品生态标签而得到奖励。根据海安会的环境标准独立评估的海产品越来越多的被关注过度捕捞及其后果的消费者选择。这使消费者能够在扭转鱼类资源下降方面发挥作用。截至2012年2月,全世界100多个渔场已被独立评估和认证为符合MSC标准。他们的“在哪里购买 where-to-buy “页面列出了目前可获得的认证海鲜。截至2012年2月,全球74个国家有超过13,000种MSC标签产品。 Fish & Kids 是一个MSC项目,旨在向学生传授海洋环境问题的知识,包括过度捕捞。
蒙特雷湾水族馆的Seafood Watch计划虽然不是像MSC那样的官方认证机构,但也为某些鱼类物种的可持续性提供指导。[42] 一些海鲜餐馆已经开始提供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海鲜选择。Seafood Choices Alliance[43] 是一个组织,其成员包括在其机构提供可持续海鲜的厨师。在美国,《可持续渔业法案》通过国家标准定义了可持续实践。虽然不像MSC这样的官方认证机构,但是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经创建了 FishWatch 帮助相关消费者选择具有可持续性的海鲜。另见《优秀鱼类指南》(a guide to good fish guides)。
2016年9月,谷歌、Oceana 和Skytruth的合作伙伴推出了全球渔业观察,这是一个旨在协助全球公民监测渔业活动的网站。[44][45][46]
渔业有强烈的金钱动机反对一些旨在提高鱼类资源可持续性的措施。[4] 休闲渔民也对保持鱼类资源的获取感兴趣。这导致了广泛的游说活动,可以阻止或淡化旨在防止过度捕捞的政府政策。
在国家专属经济区之外,捕鱼很难控制。大型远洋渔船可以随意开发鱼类资源。[来源请求]
在领土争端的水域,各国可能会积极鼓励过度捕捞。一个显著的例子是鳕鱼战争,英国利用本国海军保护其在冰岛专属经济区捕鱼的拖网渔船。[来源请求] 渔业资源是非常短暂的。许多物种将在不同的管辖区自由迁徙。一个国家的保护努力可能被另一个国家利用。
虽然政府可以制定法规来控制人们的行为,但非法捕鱼活动可能会破坏这一点。据估计,非法渔获量在1100万至2600万吨之间,占世界报告渔获量的14%至33%。[47] 非法捕鱼有多种形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穷人依赖捕鱼。事实证明,监管这种过度捕捞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弱势政府而言。即使在受管制的环境中,非法捕鱼也可能发生。虽然工业化捕鱼通常受到有效控制,但规模较小的休闲渔民往往会违反规定,如每人钓限量和渔场季节性关闭。渔民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做一些事情进行非法捕鱼,比如少报他们捕获的鱼的数量,或者报告他们捕获了一种鱼,但实际上却捕获了另一种。[48] 对非法捕鱼活动的监督也存在一个大问题。2001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通过了《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IPOA-IUU)。这是一项旨在阻止港口国允许参与非法、未报告或无管制捕捞的船只停靠码头的协议。它还向港口国详细介绍了检查和报告非法捕鱼的有效措施。[49] 一些非法捕鱼是以工业规模进行的,由商业运营提供资金。[来源请求]
捕捞能力问题不仅关系到鱼类资源的保护,也关系到捕捞活动的可持续性。渔业资源产权制度是造成渔业问题的重要原因。Gordon表明,开放式渔业中出现了渔民过度捕捞和租金耗散现象。[50][51]
在鱼类资源等开放获取资源中,在缺乏个人可转让配额等制度的情况下,排除他人进行渔获的可能性促使想要增加渔获量的渔民通过获取其他人的份额来有效增加渔获量,从而加剧竞争。这一公共悲剧引发了一个资本化过程,导致他们增加成本,直到他们的收入与收入相等,完全消耗他们的租金。[来源请求]
There is always disagreement between fishermen and government scientists... Imagine an overfished area of the sea in the shape of a hockey field with nets at either end. The few fish left therein would gather around the goals because fish like structured habitats. Scientists would survey the entire field, make lots of unsuccessful hauls, and conclude that it contains few fish. The fishermen would make a beeline to the goals, catch the fish around them, and say the scientists do no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The subjective impression the fishermen get is always that there's lots of fish - because they only go to places that still have them... fisheries scientists survey and compare entire areas, not only the productive fishing spots.[52] – Fisheries scientist Daniel Pa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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